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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我们死后，我们的数据呢？》卡尔·奥曼 著 梁家瑞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　　对刚失去至亲的人而言，处理逝者的数字遗存尤为艰难，尤其当逝者未留存账号密码时，如何注销他们的在线账户、告知其线上联系人、处置其数字资产与虚拟身份等问题，常令人束手无策。

　　更棘手的是，网络平台的设计初衷鲜少顾及此类需求，导致账户注销、亲友告知等操作对不熟悉应用的老年人极不友好。此外，逝者数字遗存处置还引发了更深层次的伦理问题：人死后的网络遗存该删除还是保留？谁有权决断处置？逝者是否仍享有网络隐私权？掌控数据的企业又该承担何种责任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关乎每个人。

　　当今数十亿互联网用户的数字遗存，早已不再是个体生平的简单集合。从整体来看，它们构成了我们的集体数字过往——这是理解当代社会与先辈之间关系的根基。可以说，我们此刻产生的海量数据，正构筑着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人类行为档案，甚至可能成为传给后代的首要历史数据源——人类共有的数字文化遗产。

　　与既往历史资源不同，这些聚合的数字遗存不再仅仅是“反映”或“再现”了21世纪初的生活——它们就是21世纪初的生活本身。在“线上人生”的时代，线上与线下的界限已变得愈发模糊，因为人类的共同生活正越来越多地在网络空间中展开。对试图了解过去的未来世代而言，这些海量数据将成为独一无二、无可替代的信息来源。

　　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不过是一些“数字垃圾”。但事实上，日常废弃物与民间遗存是了解古代文化最丰富的信息源之一。互联网的普及与全球覆盖，让我们首次有机会构建一部真正反映人类生活多样性的历史记录，而非仅仅聚焦于人类精英群体。正因如此，数字遗存的累积引出了前人从未面对的议题，即我们对留存于网络服务器中的当代数字记忆，以及依赖这些记录理解过往的后代，分别负有何种责任？谁有权拥有并掌控这些数据？应以何种原则归档与留存？又该如何规范存续和使用？通览全书将不难发现，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想答案与当下数字遗存的实际管理之间，存在着巨大的鸿沟。

　　早在2003年，历史学家罗伊·罗森茨威格便指出：“至少就目前而言，我们最重要且最富创意地搭建而成的数字馆藏，都掌握在私人手中。”他警告称，这将对“过去的未来”构成重大威胁。

　　二十余年后的今天，他的判断依然成立。电子数据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型私人企业手中，由此形成前所未有的权力失衡。从未有过如此少的人，能对如此庞大的历史信息拥有近乎绝对的控制权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塑造当下的权力。而且这种失衡仍在加剧。人类数字遗存的命运面临着极高的风险。我们面临着无法获取集体数字过往的风险，最终将陷入档案学家所称的“数字黑暗时代”。

　　更糟糕的是，留存数据的掌控权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分配失衡。即便你近期不会告别这个世界，甚至不在意身后数据将如何处理，“过去的未来”也理应成为每个人关心的问题。

　　到目前为止，我所强调的是，人类与逝者的关系正经历根本性的变革。这不仅涉及逝者隐私和访问已故亲友脸书主页的权利，更涉及文明与“未来的过去”之间的本质关联。在我们与逝者共处的全新模式“后死亡状态”（即人死后其数字数据仍持续存在并参与社会互动的状态）中，逝者连同往昔记忆以数字形态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。这种存在迫使我们直面新的难题：我们应该如何管理数字遗存？怎样更好地掌控集体的数字遗产？我们对后代负有何种责任？而责任该由谁承担？

　　这些都是重大的伦理命题，尚无标准答案。事实上，我的核心论点之一是，这类问题无法单凭一己之力破解，而需通过公共审议与协商形成集体决策。与所有具有政治意义的议题一样，脱离“何为值得追求的目标”这个核心前提，便不存在绝对客观、更优的解决方案。无论我们选择何种路径，都必然面临多方利益相关主体的冲突和博弈。

　　有一点确凿无疑：无论选择哪条道路，我们都必须携手同行。生者、逝者与尚未出生者，都与我们对这一“复合环境”的管理方式休戚相关。我们肩负的责任，不仅源于社交媒体用户、哀悼者的个体身份，更源于我们作为“档案公民”的公共身份——由“人类永续工程”所构建的“数字档案世界”的共同成员。如同远古旧石器时代的部落先民，我们必须学会与新型的逝者数字遗存共处，成为合格的“档案公民”。

　　（作者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）

　　来源：北京日报

　　作者: 卡尔·奥曼